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正>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具有显著特色的典型,在历史上曾经发放出灿烂的光辉。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比,显然落后了。现在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课题是:急起直追,力图赶上西方前进的步伐。为此,首先要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道家辩证法论纲(上)

<正> “無”道家以無为本。無,既被想象为宇宙之源,又被论证成万物之体;他们的认识路线、政治策略、人生态度、伦理准则、审美观点,亦莫不由此推衍而生。無,就是道家的道,是他们的信仰,也是他们的方法。

儒学与日本

儒学是东方思想的主流之一,是华夏文化的基干。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论政治思想、教育宗旨,还是社会制度、人伦道德,都以儒学为最高原则。秦汉以后,高度发达的儒学影响四周的邻国,儒学本身亦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计划和市场问题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既要运用好计划机制,又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主要困难所在。下面,拟从经济发展角度谈谈与此有关的三个问题。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

<正> 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相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计,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不再存在。他们之所以这样设想问题,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这就是把商品经济同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联系起来。人们解释商品经济同私有制的这种联系时,一

以实证材料为基础,从功能的要求出发——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研究的一点想法

<正> 我国经济学界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大问题所作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成果。但是,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性上人们的看法还未尽一致,那又说明,有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命题,并不意味着与此相关联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这个命题的提出固然有我们的根据,但它暂时毕竟还只是一个尚末获得充分实证性的、规范的命题。

论人是“世界的美”

<正> 莎士比亚在《汉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曾经赞美人,说: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这里,“宇宙的精华”一句,原文是:“the beauty of the world”。意译是对的,但直译应为“世界的美”。这是说,在莎士比亚看来,人是“世界的美”。或者说,有了人,世界才有美。世界的美是人创造的,离开了人,世界再没有美。这一讲法,固然反映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思想,

论人是“世界的美”

<正> 莎士比亚在《汉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曾经赞美人,说: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这里,“宇宙的精华”一句,原文是:“the beauty of the world”。意译是对的,但直译应为“世界的美”。这是说,在莎士比亚看来,人是“世界的美”。或者说,有了人,世界才有美。世界的美是人创造的,离开了人,世界再没有美。这一讲法,固然反映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思想,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

西方有些戏剧理论家认为,戏剧仿佛一条“双行线”街道:一方面是戏剧的创造者——剧作家、导演、演员,另一方面是戏剧的欣赏者——观众。化妆、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等等,都不能决定戏剧的本质;但是,如果没有观众,没有剧作家(通过导演、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交流,戏剧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因此,研究观众审美心理的观众心理学,便成了戏剧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观众心理学遗产,可惜很少有人加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索。古代曲论对观众心理的重视是建立在对戏剧特质的把握上的。戏剧特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舞台性。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说,在一定意义上看来,“舞台表演确实就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李渔早就清楚地说过;“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正是从剧本要演给观众看这一点出发,李渔强调剧本创作应当“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就是说,剧作家在进行一度创造(剧本创作)时,就尽可能把二度创造(导演的处理与演员的排演)和三度创造(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的演出——欣赏过程)都考虑进去,这是戏曲艺术争取观众、吸引观众的秘诀。那么,古代曲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认识、把握观众心理的呢?我认为,在感知、注意、想象等几种心理机制方面,古代曲论较好地处理了真与幻、常与奇、一与变、有与无等辩证关系,从而在剧作者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心理桥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成就,而且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重要成就。

战国百家争鸣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

<正> 一般地说,百家争鸣总是与思想自由和社会民主互相促进。但是翻开战国一页,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瞠目的现象:争鸣的结果不是政洽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却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政治发展与思想的这种趋势相一致,各诸侯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最终汇合为秦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

论中西行会制度形成的途径问题

行会制度问题,是封建城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西欧中世纪和我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历史,都曾存在过行会和行会制度。近年来,学术界就行会问题进行了新的研讨,在中西行会产生的原因、性质、作用与特点诸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然而,有关中西行会形成的途径问题,却很少论及。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

梁启超的史学,向被视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人们的反复研究。尽管如此,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或重新认识,特别是对其史学理论的整体结构,迄今未见专篇论述。鉴此,本文打算从这点入手,对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组合和特点提出一些看法。

《学术月刊》一九八六年分类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