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同志祝贺《学术月刊》创刊四十周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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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济哲学研究之我见

<正>经济哲学之所以能成立、并开始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有三方面的现实根据:第一,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在新的坐标空间展开,分析与综合不断走向系统化.这种趋势不仅表现为各分支学科的产生,而且表现为各学科间的高速相互渗透和结成联盟;第二,现代社会向社会科学提出一系列热点问题,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方式,进行各学科协同研究,这些问题有:人与自然、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命运、世界新格局等;第三,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大转型,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停滞到改革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认识这种全方位的变化,取得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从而掌握主动权,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

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正>经济哲学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学科,各方面都不可能十分周全,它的规定性难免是模糊朦胧而有弹性的,否则就无法发展.我们并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确切地完整地揭示经济哲学的内涵与外延的时候,这些规定有待于在经济哲学今后的发展中逐步实现.但是,一个新的学科要想确立于学科之林,必须不断地对该学科本身进行反思,通过反思,尝试作些基本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在该学科今后的发展中会被补充、修改甚至否定.因为一门没有任何规定的学科就无所谓学科,更谈不上它的发展.本文正体现着这种尝试.

经济哲学: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

<正>“经济哲学”应是对人类的经济生活及经济理论进行“反思”的学问:表面上似乎千姿百态的人类经济活动到底有无规律可循?促使人们进行经济交往的动机与动因到底应是什么?经济行为要达成的最终目标与意义何在?经济行为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究竟如何?人类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经济制度?……如此种种问题,都是与同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人性到底是什么”联系在一起的.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名目繁多,但都有一共同的假定和预设:人是“自营”的动物,他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是为个人谋利;经济活动之不同于其他活动,在于这种自营、自利活动是严格地遵循理性原则(工具理性)的.自18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理论屡经变迁,但迄今为止,早期古典

对哲学危机的反思

<正>我总觉得,出版社给作者出自选集,既是对作者的一种信任,也是对作者的一个考验.也就是说,要看看作者能否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公正的判断.而当我在审视自己的学术作品时、还面临着另一重困难.即1995年我已出版了三部文集:《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复旦大学出版社)、《文化密码破译》(上海远东出版社)和《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虽然自选集允许在已经出版过的文集中再进行挑选,但从读者的利益出发,我希望尽量不要重复.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系里的行政工作花去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我不仅没有停止笔耕,反而因为没有整块的时间撰写大部头著作,倒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术论文的写作中.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近两年来我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加起来竟有

中国古代文化的雅俗之争及其启示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对“雅”、“俗”这一对范畴的界分及评判标准的历史流变——儒家以“和”、以“古”、以“正”为雅,道家以清、奇、高、逸为雅,两家见解不同,但都坚执雅俗对立的二元思维,都是一种文化贵族心理;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淡化雅俗绝对对立、否定贵雅贱俗的倾向,清代花雅之争也以花部代替雅部告一段落.文章得出的结论是,雅俗是一对历史性的概念范畴,其对立是相对的,应剥落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尊重它们作为大众表达情感之手段的合理性.

当代易学研究趋势

<正>考中国当代易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笔者以为大致上可以分为彼此有联系的六种趋势.一、“传统易”.所谓“传统易”,即治易基本沿袭中国传统的以汉代“象数”易、宋代“义理”易为代表的思路与方法,采用文字学、训诂学与音韵学等传统治学方法,对《周易》通行本(即以历史上的王弼本为祖本的本子)和帛书本(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本子)的卦爻符号、文辞进行文字、符号的全面笺注与解读,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历代易学的优秀成果.中国传统易学始于春秋战国之世,《左传》、《国语》记述周史、司空季子等所占筮例凡二十有二、虽然尚谈不上是一种成熟的易学,毕竟开中国易学之先河.学界一般认为大致上成篇于战国的《易传》(即七文十篇,又

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主要手段.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部分先富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也要防止两极分化.

简析新经济增长论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启示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上,经历了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过程.相应地在经济理论上则有一个由资本决定论向技术决定论的逐渐演变史,直至80年代,新经济增长论更使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笔者认为,新经济增长论对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于以简略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地方政府职能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提出来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向21世纪现代市场经济.我国现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轨期,在这一转轨期,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我国国民经济分层管理及调控格局的形成,地方政府怎样在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职能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试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与行为合理化,探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

按劳分配新解:按劳动力产权分配

按劳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中国.这一理论经历了几起几落的讨论,但迄今为止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实践层面看.在现阶段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都把按劳分配当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人收入分配的基本形式.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展、收入差距的拉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按劳分配的现实性表示疑虑.因此.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深入探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撇开各种否定按劳分配的论点不谈.仅就主张按劳分配的学者而言,对如何实现按劳分配也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按劳动量分配”(以下简称这种观点为“按劳动量分配论”).但在如何计量劳动量的问题上,又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二是从商品经济的现实出发.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以下简称这种观点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论”).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同时还要求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偏颇之处.我们提出的是第三种观点.把按劳分配理解为“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只有从劳动力产权的角度来论证按劳分配,才能将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与当前的经济运动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论法币改革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所主持和推行的这次重要币制改革呢?

从一个新的视角重述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流派研究刍议

作者主张文学史研究应注意作家群体及文学流派的研究.基于对形成文学流派五个重要因素的认识,作者衡量了自初民至现当代文学流派的演变,约分成五个时期:1.萌发期(先秦两汉):尚未形成具体流派,然已有朦胧意识;2.形成期(魏晋至盛唐);虽已形成一些流派,但一切尚显稚嫩之态;3.成熟期(中唐至南宋):五个重要因素,显已成熟;4.繁荣期(明清):已呈争艳斗奇之态;5.新变期(民国以来):结合西方、结合现代意识,五个重要意识,在这个时期内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作者认为从作家群体及文学流派的研究视角切入重述中国文学史,可以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文化视野;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批评构架;还可以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成果.

从“仁”与“兼爱”的差异看中国古代文学中儒显墨微的原因

<正>儒、墨两家在战国时代并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氏春秋》多次将孔墨并称,如“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争士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古谚语“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也将两家并提.足见战国时代孔子、墨子两个学派都有着很深的社会背景,很大的社会势力,他们的学说有着同样巨大的影响.儒墨并显的情形在百家争鸣的战国之后就不复存在.汉以后,由孔子奠定基础的儒学不断得到发展,成为封建时代各个王朝的统治思想,影响遍及各个领域.而墨家,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政治派别湮灭不彰,其思想也长期处在式微状态中.即使在

现代性·近代性·现代主义——对《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质疑

<正>二十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虽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形态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赓续,是自本世纪初文学改良尤其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确立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完全异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以上我所说的几近于常识,然而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这也是我最近读了杨春时、宋剑华两先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以下简称《近代性》)一文之后引起的一点想法.对于《近代性》一文有两点质疑,陈述如下,希就教于杨、宋两先生.一、关于“现代性”和“近代性”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学不具备现代性,只具备近代性,这是《近代性》一文立论的基

西周社会财产私有制问题的考察

本文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墓葬发掘以及有关史籍,对西周社会财产的私有制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看法的观点.认为西周社会的周王最高所有权与贵族等级领有权相结合(平民村社共同体实际占有使用权与之相重叠)的多层次财产所有制形态,其核心是王有制与贵族领有制而非私有制.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晚期墓葬区,虽有明显的贫富差别,但不能以此证明中国古代私有制自此开始,因它不是私有制经济在运作之后所产生的贫富分化,而是在宗法等级萌芽状态下,其亲族、家族在氏族共同体中贵贱地位的差异所导致的财产分配后的贫富距离.古代中西社会财产所有制方面有很大差别,不能用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的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正>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汉代灾异观略论

灾异观是汉代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汉代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阴阳术士们的穿凿附会,灾异又成为荒诞不经的权谋于利之具,以致模糊了人们对灾异进行审视的视线.探究灾异的实质、功能及意义,对于认识汉代的政治哲学及政治史,无疑是有意义的.

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困惑”的理性思考——读《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

<正>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无时无刻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影响.因为理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非理性是其不可或缺的“补充”,唯有两者处于一种有机的状态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张雄同志的新著《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正是有感于此,着眼于哲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对之作了深入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因而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读罢掩卷深思,笔者深感《非理性世界》为读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为了确定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理性世界的可靠理论基点,《非理性世界》首先着眼于哲学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对经济非理性概念作了探索性的考察和界说.作者的最后结论是:第一.经济非理性和哲学非理性不是“息交绝游”的关系,而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而对前者的考察和界定离不

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困惑”的理性思考——读《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

<正>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无时无刻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影响.因为理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非理性是其不可或缺的“补充”,唯有两者处于一种有机的状态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张雄同志的新著《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正是有感于此,着眼于哲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对之作了深入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因而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读罢掩卷深思,笔者深感《非理性世界》为读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为了确定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理性世界的可靠理论基点,《非理性世界》首先着眼于哲学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对经济非理性概念作了探索性的考察和界说.作者的最后结论是:第一.经济非理性和哲学非理性不是“息交绝游”的关系,而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而对前者的考察和界定离不